塞內加爾移民學生。在法庭上,她表情堅毅平靜,對罪行供認不諱,卻將原因歸咎于巫術。實際上她在母親教導下從小學習法國文化,與家鄉的同齡人格格不入,本以為搬到法國能獲得自由,得到的卻是更多的孤獨。因為換專業,她失去父親的資助,而男友則恥于將他們的關系示人。在懷上孩子后,她感到整個世界幾無自己容身之地。

非裔法國小說家,事業有成,個人生活幸福,已懷上白人男友的孩子。她來到圣奧梅爾參加對于勞倫斯的庭審,是想把這一案件當成“現代美狄亞”來研究并寫成書。對于被告,她沒有停留于道德評價,而是試圖理解兇手殺女的背景與心理狀態,而且與其產生了情感共鳴。

勞倫斯·科利的男友,雕塑家。他比勞倫斯大30多歲,而且是有婦之夫。作為藝術家,他缺乏自信,有著懦夫般的自我厭惡。勞倫斯搬來和他同住,他卻把勞倫斯藏起來,不想他們的關系被他的妻兒和外界知曉。

負責審理勞倫斯·科利的謀殺案。她對勞倫斯態度友善,似乎有興趣弄清這個年輕非裔女人到底發生了什么,但勞倫斯的一些回答讓她更加困惑。

勞倫斯·科利的母親。她從勞倫斯小時候起就對女兒的成功寄予厚望,盼望著女兒能成為一個完美的法國女人,因此禁止勞倫斯說本土語言,只能說法語,這使勞倫斯在家鄉感到孤獨。

勞倫斯的導師。在法庭上,她肯定了勞倫斯的語言能力,卻對這個非洲女人選擇寫關于奧地利哲學家維特根斯坦的論文感到不解,因為她認為勞倫斯理應選更接近非洲文化的哲學家。